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大教育家福澤諭吉，他是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也就是現在日鈔上一萬日元上肖像的那一位偉人，他是第一位隨著日本人親自開航的船隻前往美國的第一位學者，他在親炙西方文化後，致力於將日本教育，從中國文化的四書五經救贖出來，轉型接受西方的現代科學。
福澤諭吉有句話說：「我身經二世。」這話是我深讀他的著作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身經二世」間接判斷了日本明治維新所形成的不同於傳統鎖國的幕府時代。
阿扁主政七年，很諷刺的，許信良當年所說的：「讓國民黨從地球上消失」的時代仍然沒有到來，政黨輪替，台灣的新世紀也沒因此降臨，換句話說，大部份的台灣人並沒有感受到「身經二世」。
謝長廷是京都大學的法律博士候選人，台灣人能從這所大學拿到博士的並不多，他自然曾經感受京都文化。我經常去京都，總覺得這座古老的城市充滿了自負，最近日本有位京都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末松千尋研究了京都後的結論是：高傲、反東京、批判精神，及曖昩不明、觀光與學生城市。
由於京都獨有的特質，也造就了京都企業的經營和東京大不同。這裡的經營者極有個性，具備「向自己所相信的道路勇往直前」的意志力，以及為了具體實現目標而奮鬥的精神。
其次，和東京大財閥不同的是，他不屬於任何企業集團，對未來抱有強烈的危機感，對資金的效率特別敏感，他們在日本集團社會的封閉市場遭到排擠，之後藉著在開放市場（美國）受到肯定，所以能將原本在日本被否決的合理化經營深植在企業中。
最後，京都式經營率皆能活用模組與介面，追求客製化，並將共通的部份如模組般抽出、組合，加上部份依顧客個別製，來因應複雜的需求。
其實所謂的京都式經營，在我看來，也不過就是「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罷了。許多企業在經營一陣子，嚐到甜頭，便會開始產生惰性，乃至於核心僵固(core rigidity)，動彈不得，眼見危機已經來臨，又知道要轉型，但卻如恐龍般的遲遲無法轉身，終於不支倒地。
說國民黨是核心僵固，而民進黨，依我看，也有漸凍人的趨勢。這幾年沒看到阿扁當了總統對台灣獨立作出什麼貢獻，勉強說，就是選舉快到了，才開始搞台灣正名，人們從桃園蔣介石機場改名為桃園國際機場，才愰然大悟，原來一紙行政命令，當下就可以改變，那麼這幾年到底是在怕什麼？最終圖的又是什麼？
獨立的問題，就民進黨來講，平常不選舉，大抵是大家的公約數，選舉一到，民進黨內居然統派出現了。一場初選，實在不應該把四大天王逼入角落，這樣等於在未來的大選中失去了緩衝的空間。
就算獨立，也得有新的思維，面對中國的崛起，戰略與戰術都得有一番新思維；對內的藍綠抗爭，更需要一套新思考來結束這八年抗戰下來，人民的無奈與苦痛。
謝長廷曾經在京都留學，這倒不是說，他就懂得京都經營那一套，我的意思是，他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危機四伏，但總能化險為夷，那種「企業家精神」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能忍能讓，又能開創新局，發表「台灣維新」，與時俱進，這就是台灣版的京都式經營了。
我常說，台灣的民主政治像竹蒲，一欉竹蒲，其實是同一根竹子長出來的，這樣就緊緊相扣，再大的颱風吹過來也不會倒；其次，竹子長成後，竹尖會自動垂下來，如此雨露便能滴下來讓竹筍吃到雨水而長大，這般緊緊相連，脈脈相傳，民主才能在台灣深耕生存。
台灣的未來，仍然危機四伏，京都式不同於過去的經營哲學，不只要在謝長廷身上看到，希望能在台灣所有的領導人身上看到我們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