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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中華民國駐台總領事郭彞民透過台灣友人以一圓租得台北宮前町九十番地張家宅第前棟為館址。 |
台灣西螺大橋推手李應鏜（1909-1959）先生的女兒李雅容女士有回跟我說了一則故事：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時，台灣放送協會同步轉播日本天皇玉音放送的《終戰詔書》，當時李女士的姊姊正就讀「小學校」；日治時期專為日本人設立的小學名為「小學校」，台灣本島人則稱「公學校」，能進入小學校的台灣人，必須家庭背景殷實而且還得通過日語的嚴格考試，因此非「國語家庭」不可；終戰那一天全校集合恭聽廣播，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頓時所有師生嚎啕大哭，李姊心情沮喪的回到家裡，眼淚都還沒拭乾，李應鏜先生為了安慰女兒，告訴她說：「咱（台灣人）不是輸，咱是贏了。」
日本投降那一天，台灣人去學校上課時是戰敗國，放學回家變成戰勝國，歷史加諸於台灣人身上的玩笑不可謂不大，而當時的社會主流氛圍是熱烈歡迎祖國到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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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治時期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約在今之中山北路二段112號－114號的華南銀行瑞星大樓。攝影／魚夫。 |
清國打敗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934年台灣早已是大日本帝國的一部份，許多中國人以外籍身份來台打工，亟需使館就地協助僑民，1929年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通過在台灣設立領事館，承認台灣是日本的領土，1931年借大稻埕林本源記事所商舖成立領事館，後來因為總領事郭彞民在東京帝國大學時認識了台灣人學弟張月澄，張慨然將宮前町九十番地（現址約為中山北路二段112號－114號）的宅阺前棟租借給中華民國政府，這段故事就寫在「時報出版」陳柔縉撰的張超英口述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一書裡。
張超英是張月澄的兒子，曾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東京新聞處長等職，他在書中說：
一九三四年，郭彞民被調任駐台總領事，正傷神張羅在台北的官廳房舍。中華民國外交部的經費有限，郭彞民向我父親請託。父親和祖父商量，最後以象徵性的租金一圓提供我家前棟房子和一部汽車給中國領事館。
張家為什麼要如此便宜的租房給中國政府？張月澄在回憶的文字裡說：
我想在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台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
這棟洋房斥資一萬圓，當時一般人的的月薪才十幾、二十圓而已，從老照片來看，規模非常華麗。張超英說：
在我記憶中，整個宅院很漂亮。有前後兩棟房子，中間夾著網球場，入門有花園，側邊有三座水池，種滿花草樹木。房子的形式在當時是時髦的洋漊，一九二0年代，家裡稍具經濟能力的才能蓋磚砌的一層樓房子，而磚造瓦頂在那個年代就算是新式房屋了。
根據這些敍述，參酌其他舊資料、照片等，我判斷應是紅磚屋頂兩層樓的豪宅，似採英國殖民地式有迴廊的建築風格，門前有一心型的花圃，可能是日式庭園。
中國當時遍地烽火，內戰亦同時加劇，汪精衛所組成的中華民國政府亦利用張宅為總領事館，1945年日本投降後，領事館人員遭移送法辦，陸續由國民黨政府新權貴進駐，其中蔣介石的特務頭子軍統局局長毛人鳯也來住，那時台灣正籠罩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佈中，張超英說：「父親也曾被抓過，有死裡逃生的恐怖經驗，對我家而言，情報頭子毛人鳯住我家，不啻吃了一顆定心丸。」
毛人鳯其實還有個任務是幫助蔣介石逃亡，張超英回憶說：
由毛人鳯住進我的家，就可以知道在大陸節節敗退的蔣介石準備有退路⋯⋯毛人鳯坦白告訴祖父說：「張先生，我們有準備船在宜蘭。」意思是說，萬一有事，他們會馬上跑掉，你們也準備跑吧！
張超英生前和台灣各黨各派的許多高層人物均非常熟稔，只消是有利於台灣的外交事務，他都不分黨派，運用他豐沛的人脈全力協助，如宋楚瑜先生就和他成了莫逆之交，每遇返台，宋楚瑜的歡迎花藍必定送達他下榻的旅館，晚年回台時，也曾經召我一聚，但皆失之交輩，如今讀起他的回憶錄，真是百感交集，中華民國有駐台總領事館，就是在法理上承認日本國對台灣的統治權，所謂的「汪偽政權」也承續了這個政策，張家的洋房租給中華民國，是日本國與中國之間的國際關係；終戰後，「祖國」來了，卻發生二二八大事件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更來了一個準備「跑路」的政權，這一家子還得忙著跟敗退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預備逃命，所以張家反而在1950年代把台灣主要資產礦場全部賣掉，移居香港。
從乙未割台到終戰，戰勝？戰敗？台灣人都沒有選擇「祖國」的權利，最後是靠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軍進駐台灣，局勢才穩定下來。從前台灣人被洗腦成是日本人，現在被教育成是中國人，那麼什麼時候才會自覺台灣人就是台灣人？還是要繼續聽羅大佑唱的「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