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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夫手繪已被拆除的日治時期台北驛 |
在我將這楝1940年完工，1986年被拆除的日治時期台北驛畫出來時，我家姷某說：啊，以前上大學來台北，火車站就是長那樣啊！
1940年完工的台北驛在日治時期就很細心考慮到空間的多功能運用。根據現存的珍貴歷史資料，除了做為一個交通運輸的樞紐外，旅客服務更加用心，包含郵局、公共浴室、餐廳、酒吧、大型廚房，從行李空間、候車室、廁所到站務人員的工作和休息環境都考量在設計之內；國府來台後以空間不敷使用為由拆除，新蓋的台北火車站則一度成為街友聚集的所在：雜亂不堪、動線紊亂，有一年大門改動，所依據的標準據說是官員的八字風水，所幸後來決定外包讓廠商進駐，二樓乃成為餐飲中心，氣象為之一新，不過總體設計仍常令我繞得團團轉，所以每回搭高鐵到台北，索性從板橋站下車換乘捷運回家，反而省下許多冤枉路。
在台灣，一般將那台北驛歸為「拆衷主義」或「過度式樣」的建築風格，日本則籠統的稱為「近世復興式」。我在重繪台灣日治時期經典火車站和許多公共建築時經常遭遇「勉強」分類的宭境，由於國府來台刻意忽視日治時期的歷史教育，於是只消帶有歐洲建築元素，就常見導覽者胡亂解釋為「巴洛克」或「文藝復興」式等，其實如此對待日治時期的近世建築皆流於粗糙，而且顯然漠視當時建築師在空間與形式上的創意，也看不出其為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特色所在。
所謂「折衷主義」是我暫時認同的一種分類，指的是現代主義裡重視空間機能更勝於裝飾形式的一種思維，雖部份具有歷史式樣語彙，但並不構成建築的主導方向，這在世界建築史上應屬非常獨特的時代產物，值得大書特書，只是現在我們再也無法去感受當時的空間規畫，也少有在理論上出現更發人深省的建構，但就形式上來看，如今台北那棟頭戴中國式屋頂的火車站，在我看來，則是倒退到中國近代建築史20世紀初所謂「碗帽西裝」的時代。
碗帽是形容頭戴清朝的官帽，西裝指的是借用西方現代主義的機能與構築技術，那時候會這般拼貼起來，是因為西方東漸，且還沒有發展出融合中西的本土建築哲學。國府來台後，在反攻復興基地台灣這塊土地上，諸如此類不中不西的怪異建築為數眾多，不只火車站，大抵紀念館、飯店、醫院、殯儀館到現在很多還是蓋成這個樣子，好似穿件西裝，卻頭戴瓜皮帽上街去驚世骸俗。我是看不下去啦，國民黨來台後，統治者沒讀冊兼沒衛生，你拆的，我就畫回來，至少給我家愛美的姷某稱讚兩聲啦。
